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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09-06-25 15:04:40 | 来源:正如法师网 | 浏览:15742次 ]

 

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

                                                                                   曹刚华

 

摘要: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念的拓展上,都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本文主要从文献编撰、史学观念两方面探讨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响,以阐明宋代佛教史学在中国佛教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宋代佛教史学的影响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但前辈学者或多或少有所讨论,如陈垣先生就曾认为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对后世学案体史书编撰有重要的影响,[1]苏渊雷先生则对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及其后续之作做过概述,[2]陈士强在《佛典精解》中解题明清佛教史籍时候,也曾提及部分宋代佛教史籍在编撰上对后代佛教史籍撰写的影响,[3]邓子美讨论中国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贡献时候,也提及宋代灯录体、僧传对后世史书编撰的影响。[4]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对宋代佛教史学影响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成果多注意灯录体的影响,忽略宋代志乘体、年谱体、僧传等其它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的影响。二是忽视宋代佛教史学观念对后世文献撰写的影响,无论是编撰史学思想,还是外在编撰形式,都没有引起研究者充分的重视。本文主要从二个方面讨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的影响。
  

一、对后世文献编撰形式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完善时期,许多撰述的体例、体裁、儒释史学观念的结合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备,[5]这一切都对后世佛教史籍的撰述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以后,佛教总的发展是由高峰向下衰落,呈现衰弱之势。[6]尽管如此,佛教史籍的著述却并没有停止,相反还有增加。可以说,许多后世佛教史家是以撰述佛教史籍为己任,编撰了《佛祖历代通载》、《明高僧传》、《清凉山志》、《居士传》、《释氏稽古略》、《续传灯录》、《五灯会元续略》、《五灯严统》、《居士分灯录》、《续灯正统》、《五灯全书》等一大批佛教史籍著述。总的来说,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撰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许多后续之作的佛教史籍在编撰体例上明显具有宋代佛教史籍的痕迹。自梁僧慧皎创建“十科”僧传体,经唐僧道宣传承,至宋代赞宁《高僧传》方为完备,这一分类体例也被后世僧家所采用。明代僧人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即是如此,该书按行业将僧人分为十科,除了《读诵》科改为《赞诵》外,其余各科名称与《宋高僧传》皆相同。在赞颂形式上,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虽然在赞颂的结构上与《宋高僧传》有所不同,[7]但他在某单个僧传中加以“系曰”,阐述撰者的思想,这一作法则还是沿袭宋僧赞宁。另外,在题目立意上,《补续高僧传》也具有《宋高僧传》的痕迹,正如时人周永年所说:“传列宋元以逮明世诸高禅西,乃冠以大明,若止为一朝僧史则不从所记载之人立号,而从编篡之家受名,亦循赞宁师之例,不称续而称宋之意也。”[8]认为《补续高僧传》之所以取名为续,也是仿效《宋高僧传》立意所致。再如明代袾宏的《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清代自融、性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在编撰体例上也都与《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禅林僧宝传》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充分显示宋代僧传对后世僧传撰写的影响。
  

僧传固然如此,灯录体佛教史籍也不例外,无论是撰述意图,还是在撰述体例上与宋代灯录体都有莫大的关联。可以说,后世许多灯录体著述就是直接受到《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史籍影响而出现的,如明僧居顶就是因为对《五灯会元》的不满,推崇《景德传灯录》才撰述了《续传灯录》。“会元为书,其用心固善,然不能尊《景德传灯录》为不刊之典,复取而编入之,是为重复矣。今臣遇圣明,光赞佛乘,遂忘其僭冒,篡《续灯录传》。”[9]清代僧人自融在总结灯录体发展时也说:“会元之出,灯史定矣,……适明季,英灵一时杰出,复有继续统灯之”,[10]对这种后续之作的兴起与宋代灯录体之间的关系给予充分认识。在这些续作著述中,虽然出现一些了新的变化,[11]但也有不少灯录体史书在编撰体例上仍然沿袭着宋代灯录体史籍的传统。如明代僧人明净柱所辑的《五灯会元续略》,该书在撰述体例上有明显受到《五灯会元》影响的痕迹。“《会元》所载曹洞终於十四卷,临济终於二十卷,先尽者宜先续,后竟宜后书,故以洞宗置第一卷,不敢絮绝续之次也。又《会元》载圆悟法嗣,首大慧,次虎丘,是书亦以大慧法裔居先,虎丘法裔居次,俱循旧典。”[12]在续传之中,不仅禅宗各家的先后顺序严格按照《五灯会元》的样式来排序,而且连宗师的承嗣顺序也以《五灯会元》为准则。再如,清僧性统的《续灯正统》、僧通问《续灯存稿》等在编撰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宋代灯录体的影响。[13]
  

年谱体佛教史籍是宋代新出现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如前所述,两宋时期现存的年谱体佛教史籍只有僧祖祙编撰的《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书,这种体裁多是以谱主生存年限为准,按照世俗时间,以年为单位,将谱主生平事迹、语言、诗歌等一一记载,偶尔也兼记相关史事。这种体裁史书在后世也有一些影响,出现了仿效之作。如明代僧人德清就编有《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二卷,从世宗肃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憨山老人出生之时,一直记载到其死亡时候,以年代为准,逐年记载其生平事迹。[14]再者如清代僧人性统编撰《高峰三山来禅师年谱》亦是如此,从明神宗皇帝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来禅师出生开始,逐年记载其生平事迹,一直至圆寂之时,[15]撰述方式与《大慧普觉禅师年谱》大致相像。在撰述意图上,后世年谱体佛教史籍多为门人为了补充谱主事迹、语录之作。正如清人至善在《高峰三山来禅师年谱》序言中所说:“(今高峰来禅师)而复有年谱,何哉?此盖门人记而次之,统论其始终,条理以补其平生广语之未备。”[16]与《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为其后世门人所撰述也较相同。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年谱体佛教史籍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的编撰在后世佛教史学家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明清时期佛教寺院山志的编撰之风蔚然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名篇佳作。如《武林梵志》、《金陵梵刹志》、《武林理安寺志》、《增修云林寺志》、《清凉山志》等。在编撰内容与体例上,这些寺院山志的编撰可以说正是在《庐山记》、《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等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有记载山寺古迹、山水、艺文、僧传等内容也被后世佛教史家所接受,如《光孝寺志》在《凡例》中说:“古迹为志乘所必录。”[17]再如明僧镇澄清也是在宋代《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的基础上感慨“(《续清凉传》)传虽再出,而於文殊应迹、志士感通,班班遗诸群籍而尤未备焉”,于是“削繁秩乱,勒门为十”编撰而成《清凉山志》。[18] 这些认识都显示后世佛教史家对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的继承。
  

除此之外,宋代佛教史籍的编撰对后世佛教史家的影响还表现在编年体等佛教史籍的撰述上,元僧熙仲的《历朝释氏通鋻》、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僧觉岸《释氏稽古录》、明僧幻轮《释氏稽古录续集》等编年体佛教史籍无论在记年形式,还是在议论方式上,都明显具有宋代编年体佛教史籍的影子。按照年、月、日时间概念记载史事是编年体佛教史籍的最大特点,宋僧本觉撰述的《释氏通鉴》就严格执行这一标准,他以天干地支为总的时间概念,统以各代年号,有事则记载,无事可记者也要列出甲子帝年,真正做到了每年必录。这一作法也为后世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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